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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合作十年：背靠背还是脸对脸
本报记者 何忠平 成都报道
11月15日，一场川渝分治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重庆召开。论坛由民建重庆市委、民建四川省委和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等单位主办，将围绕川渝经济合作的障碍、问题与对策以及合作的运行机制等八大主题进行研讨。
尽管有人说这是一次“民间”论坛，但事实上却无从淡化其间的官方色彩，这从参会人员名单中也可略见一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主委、原副省长王恒丰，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刘媛等。在论坛筹备过程中，据参与筹备人员透露，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还曾专门做过两次批示。
这次论坛正值川渝分治十年前夕，不由得引起两地各方的关注。十年是个坎，川渝合作在不断的争议与启示中“爬坡上坎”。在此背后，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各自也在不断的享受轮回之苦：到底还有多少“合作”可以重来？
川渝合作“不及格”
“如果给川渝分治以来的合作打个分数，我打它不及格。”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教授对记者直言不讳。
2004年2月，川渝两地党政主要领导人在率团互访中签署了“1＋6”合作协议。当时，这被誉为川渝合作一个令人激动和振奋的里程碑。
好景不长。没过半年，四川宣布加入了“9＋2”泛珠三角经济区，而重庆则选择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快与中东部地区合作步伐——两“兄弟”又分道扬镳了。
近三年来，成渝两地各方成员共实施合作项目3650个，相互引资260多亿元，商贸流通额达200多亿元。
即便如此，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向本报记者指出，双方的合作面窄、合作规模小、合作层次低等问题，依然不可回避。
“餐饮业是两地合作最多的一个产业，你看四川遍地的重庆火锅就知道了。”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刘媛笑言。
而另一方面，一些本该得到互补的产业，反而竞争升级。
比如汽车产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老工业城市，重庆远比四川尤其成都有形成西南汽车、摩托车工业生产基地的条件。但号称私家车“第三城”的成都在2005年全市汽车工业企业总资产达到110亿元后，立刻提出了打造“西部汽车产业重镇”的口号——到2010年，力争全市汽车工业总产值达到400亿元，年产各类汽车25万辆。
信息产业方面，成都提出“十一五”期间全市软件产业要实现产业规模翻两番，打造成全国领先、西部第一的集研发、生产、服务和出口为一体的综合性软件产业之都。没过多久，重庆宣布，“十一五”期间全市信息产业要投资100亿美元，产出1250亿电子信息产业销售收入，到2010年使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全市支柱产业。
两地政府之间的“针锋对麦芒”，也严重影响到了川渝民间情绪。
成都的报纸刊登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榜”，说成都称霸西部。没多久，重庆的报纸上也会有“世界银行说重庆投资环境西部第一”之类的消息。
此外，“美食之都”、“西部金融中心”、“西部鞋都”等等称号都会成为争夺的焦点，甚至双方各自的负面消息也几乎无一例外的在川渝网络论坛上引发“口水战”。
而这些争论背后的核心话题就是——谁是西部的老大？
去年年底，川渝民建负责人达成了举办“川渝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共识。
十年图破壁
“重庆的发展离不开四川，四川的发展也需要重庆的支持”；“政府联动是好事情，但主要靠市场机制”；“双方在产业链条上应分工合作，不要重复竞争”——双方似乎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却又都不愿主动出头寻找解决之道。
易小光院长认为川渝合作不理想：一是因为双方具体落实合作的执行机构还需加强沟通协调；二是双方合作的理念还欠火候，共识还不够深入。
在川渝合作忽热忽冷的大气候下，成渝合作首先成了一块“鸡肋”。相反，一些与重庆毗邻的四川二线城市却在过去10年间不断以自己的努力探索着双方合作的无限可能。只不过，这种“可能”充满了无奈。
泸州是四川省与重庆市接壤面最宽、接壤区域最大的一个市。因工业门类与重庆十分相近，此前，泸州提出了建立“川渝经济合作示范区”的构想。如果此构想成真，有专家认为，泸州将可能会在成渝之间产生“左右传递”的效应，带动川渝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然而，如果重庆方面不响应此构想，一切又都是空的。对此，意欲跨越式发展的泸州，只能干瞪着眼。
但是，对于重庆来说，要实现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战略目标，如果仅靠单打独斗，也将举步维艰。
在9月调研重庆市发改委时，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就指出：纵向比，重庆比直辖前有了很大进步；但横向比，重庆在全国快速发展的格局中，经济总量比重在下降，在西部地区的位次也在下滑。
蒲勇健教授认为重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是什么。此外，记者注意到，航运是重庆较之四川的最具竞争力所在，但在三峡大坝建成后，重庆航运发展的优势开始下降。
回头去看今年以来两地动作，我们似乎可以发现——重庆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四川“频送秋波”。
今年6月，由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川渝产业发展峰会”在渝召开；
8月，四川省重庆商会成立庆典。重庆商会向在川的上万重庆籍商人发出倡议，“不要数典忘祖，不要再打口水仗，川渝本来就是一家人。”
9月，川渝两地工商联与四川省遂宁市政府在重庆举行了“泛成渝经济圈商会合作峰会”启动仪式。10月，首届主题为“市场共融·创新合作”的峰会在遂宁举行；
而就在此次论坛开幕之前一天，11月14日，重庆还以东道主的身份举办了主题为“合作共赢奔小康”的川渝云黔桂藏经济协调会第21次会议。
“合则两利，分则两败。错过了‘十一五’，跨过了十年，川渝再谈深度合作，再说迎头赶上，难度将越来越大。执政者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把重庆优势变成川渝优势，把四川优势也变成川渝优势。”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说。
“川渝合作正在进入新时期”
重庆解放不久，林凌就来到重庆工作，时间长达8年。他说，那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买菜、买小商品都在江边，有成千上百的船泊在那里，“非常壮观”。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凌参加了重庆中心城市综合改革的全过程。1983年重庆计划单列，一直到1997年，其间他曾受聘为重庆市政府经济顾问，“一直都是重庆最受欢迎的人”。
2004－2005年，林凌和重庆工商大学廖元和教授、四川省社科院刘世庆教授牵头，与川渝其他专家学者合作，历时一年半共同完成了国家发改委招标课题——＜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并出版了＜共建繁荣：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
21世纪：有人说，国家“十一五”规划最后定稿时没有将“成渝经济区”纳入规划，事实的到底是怎么样的？
林凌：我们的课题报告是2005年完成上报的，国家发改委的同志告诉我们，报告的简本已上报中央，并选入了马凯主编的《“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一书中。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初稿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章中曾列举了十大城市群，其中就包括“成渝经济区”，而草案中确实没有再提“成渝经济区”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川渝发展有新的调整。
今年全国“两会”上，3月13日，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传来利好消息：国家发改委表示，“十一五”规划关于主体功能区的专项规划中，将出现成渝经济区。
21世纪：中国的经济区域发展战略和布局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现在大多数次区域经济圈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到底有没有条件建立和发展经济区和城市群呢？
林凌：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国家发改委在“十一五”规划中正式提出的“成渝经济区”。
成渝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概念和经济区域概念。从解放以来的分省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省区的地图都是一幅，惟独四川和少数省区是两幅，四川的另一幅就是成渝地区。
在中标国家发改委的课题后，我曾于2004年初到国家发改委汇报过工作，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明确指出：成渝经济区搞好了，有可能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第五极”。
21世纪：成渝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和构建，你认为应该是怎样的？
林凌：我们的课题报告认为，它的战略定位应该是“五个基地”——国家能源基地、机械装备制造特别是重型机械装备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基地、以IT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一个屏障”——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的生态屏障。这个定位与沿海地区有很大区别，从而形成了一个互补格局。
我们还把成渝经济区划分为5个次区域——重庆经济区、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和三峡库区。
目前成渝经济区的构建得到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推动：一是国家层面的、二是学术界、三是省市党委和政府、四是民主党派和民间组织、五是市场和企业、六是新闻媒介——可以说，川渝合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1世纪：要使川渝后一个十年的合作再上新台阶，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林凌：最主要的建议我想提六点——
一是建议国家发改委在完成长三角、京津冀区域规划试点之后，立即开启成渝经济区的规划研究；
二是建议设立由四川省和重庆市党政一把手参加的联席会议，一年一次，轮流坐庄，共同探讨川渝合作的战略举措和重大课题；
三是建议设立由重庆市和成都市领导轮流主持的成渝经济区35个城市的联席会议；
四是建议设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长江上游暨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委员会，统筹四川和重庆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五是在“1＋6”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如天然气、水电的共同开发，汽车和机械制造业的配套协作，长江航运的开发建设等；
六是建议开启成渝经济区次区域的合作，如重庆与泸州市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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